第20节
  白天要干大集体,时间是很有限的,李长树在红薯窖里打擂臼主要在晚上。每天都要干到夜里两三点,平均两天就能打一个擂臼。
  民兵排长李石头孩子多,女人申贵银和孩子们睡在床上,他在西捎间垒个地铺。这几天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弄得他神魂颠倒,彻夜难眠。这个声音一躺下就在他耳边响起来:“嗵,嗵,嗵……”闷闷的,很遥远,又很贴近,好像就在他的地铺底下,又好像就在他的脑壳子里。可是等他坐起来要仔细听的时候,却又听不见了。一躺下,就又响起来。他也弄不清这声音是从什么时候响起的,也许很久了,从前没注意。他仔细辨别声音的方向,可是辨别不出来,这声音好像是没有方向的,是故意来捉弄他的。他就有点气,有点烦,“呼”地坐起来,穿衣,到墙上摘七九式步枪,到床头去拿战备手电。他背着枪握着手电筒在村子里转来转去,寻找那个声音。可是整个怪屯一片死寂,他找不到那个声音。他回家,脱衣重新入睡。脑袋刚一挨着枕头,那声音又立刻钻进他的脑袋里。明明有个声音,为什么找不到呢?这声音又烦人又引诱人,撩拨着他,耍弄着他,不想听,却又忍不住去听,一听就烦躁不安,就心急火燎。他就失眠了。
  李石头失眠了一个月,李长树在红薯窖里打了10个擂臼。
  李长树的擂臼并不是他亲自卖的。他有个表姐在安铺街上的一个土产门市部里当主任。他把擂臼送到土产门市部里,一只收两元,给他表姐留0.4元利钱。到李石头发现他的秘密,他一共出手了4个擂臼,获利8元。
  李长树每打好两个擂臼送一次货。送的办法是用麻绳拴着擂臼的细腰,用短棍一头一个挑着。送时都是起早动身,天明上工前就赶回来,神不知鬼不觉。
  不巧的是,这几天李石头在公社搞民兵春训。这天他出早操,在镇上的街筒子里一二一。正跑着,就看见李长树挑两个擂臼迎面走来,看见跑操队伍,就向黑影里踅去。但石头已经看见他了,并且心里猛一激灵,立马就把导致他失眠的那个声音的秘密破解了。他妈那个逼!叫老子一个多月睡不好觉!
  春训结束那天晚上,李石头回到家里,躺到地铺上,等待着那个声音。夜深人静以后,那个声音就又响起来了。他趿拉上鞋,挎上七九式步枪,拿上长电筒(也是公社武装部配备的)。他先喊上另一个民兵喜娃,然后两人来到李长树门外。他让喜娃喊门,说是今晚有暴雨,公社通知壮劳力都到西湾水库去防汛。他自己趴到院墙头上往里边观察动静。喊了半天,吴秋云答应了,说听见了,知道了,我喊长树,他睡得死,打雷也震不醒。喜娃说,那我们先走了,你叫他快点儿。一会儿,北屋的门悄悄开了,走出吴秋云。吴秋云走到西院墙根儿的红薯窖口,跺了两下脚,然后就悄悄地进了屋。李石头看见红薯窖口上的磨扇动了起来,一磨一磨的,大地上就磨出一个黑窟窿。突然,黑窟窿里就长出一颗人头。这时,李石头一下子摁亮了战备手电,强烈的光柱就像一把利剑似的,向那颗刚从大地上长出来的脑袋削去。那个脑袋惨叫了一声,就像被削掉了一般不见了——李长树“扑通”一声又掉进了红薯窖里。
  等李石头和喜娃将大门撞开进到院子里时,李长树已经从窖里爬上来了,不过他的腿刚才被摔伤了,一瘸一瘸的。
  李石头说:“咋啦长树哥?深更半夜的下窖拾红薯?”
  李长树看瞒不过去,就老实地说了:“石头,我妈有病,我挤空儿打俩擂臼,换几个钱抓药。”
  李石头说:“长树哥,你藏在红薯窖里打擂臼啊?不会吧?喜娃你下去看看。”
  石头是想把事情坐实了。他打着手电,让喜娃下去。喜娃立即回报说:“真的石头叔!已经打好两个了。”
  石头说:“真的呀?长树哥,你呀!现在啥形势?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哩,连我想挖点儿仙人脚卖卖都不敢啊。这可是政治问题呀!你怎么不长眼,硬往钉子上碰呢?”
  李长树“扑通”一声给石头跪下了:“石头兄弟呀,喜娃您俩可要高抬贵手哇!你看,我白天在副业队也没少干活,别人两天打一个擂臼,我3天打两个,比别人还干得多呀……”
  李石头说:“哎呀我的哥呀!你好傻呀!刘少奇半个江山都是他打的,功劳不比你大?可是他长了资本主义尾巴,毛主席就不割他了?”
  李长树一下子哭了。
  回家的路上,喜娃说:“石头叔,一个李字掰不开,我看这事咱就睁只眼闭只眼,装作不知道算了吧。”
  李石头呻吟不语。
  喜娃又说:“擂臼又没卖到台湾去,又没卖到美国去,增加的还是咱中国的财富,打叫他打去。”
  李石头这才接话道:“我也是这样想啊。多喂俩鸡,多养两头猪,卖的钱咱贫下中农花了,鸡蛋和肉叫工人老大哥吃了,咋就成了资本主义尾巴了呢?可是长树这不一样啊,长树是地主,咱睁只眼闭只眼可是阶级立场问题呀,叫上级知道了,咱俩可都是包庇阶级敌人,戴顶坏分子帽子,几辈子都翻不了身。”
  喜娃就不吭了。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公社武装部长亲自带着一排基干民兵,先到升龙崖石工队把李长树抓起来,押回村上,让李长树自己下到红薯窖里,把已经打好的两个擂臼抱上来。他妈的,藏到红薯窖里打擂臼,搞资本主义,真够典型啊!还是个地主!李长树不住求饶,我是夜里挤空儿干啊,我没耽误干社会主义啊,我白天在副业队没少干活呀,别人两天打一个,我3天打两个呀……个狗地主!还理直气壮呢!民兵队伍里掺杂有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人,宣传队里有胡琴,胡琴上有丝弦。他们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用的丝弦解了,一头拴一个擂臼,挎到李长树脖子上。先拉到石工队里开批判会,然后游乡。全公社16个生产大队,213个生产小队,挨个游。他妈的,太典型了!
  但是,批斗会后,只游了14个生产小队,就游不成了。那胡琴上的丝弦太细,勒在李长树的脖子里,很快就勒进肉里去了。鲜血顺着丝弦往下流,流到擂臼上,清白色的擂臼被染成两个血葫芦。两只擂臼一共32斤,李长树的腿又拐着,走路上下一耸一耸的,那丝弦就越勒越深,勒进颈椎,直至勒断了中枢神经,他的脖子像被刀砍断了,一头栽在地上,再也没爬起来。
  吴秋云接到儿子的死讯后,没有哭,一滴儿眼泪也没掉,她怀里揣把剪子,来到儿子尸体旁边,一剪子插进自己的胸口。
  当天夜里,李石头就听不到“嗵嗵”的声音了。他想着以后可不会失眠了。可是,他却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也是在后半夜的时候,他正要混沌过去,突然听见厨房里的擂臼“叮叮当当”地响起来。他好恼,大声呵斥道:“申贵银!深更半夜,你捣蒜汁儿弄球哩!”
  申贵银在东头屋里睡,也生气道:“谁捣蒜汁儿了?我还以为是你捣的哩!”
  在他们争吵的时候,擂臼不响了。可是等他们刚要入睡,擂臼就又“叮叮当当”响起来。
  如是几次,闹得一夜睡不成觉。申贵银骂道:“死猪!你起来瞅瞅是怎么回事儿不中?”
  李石头就起来,推开厨房的门,摁亮了战备手电筒。他照见擂臼在案板的里边好好地放着,擂臼锤静静地斜躺在擂臼里。一切都很正常,没见老鼠,也没见黄鼠狼。再说了,老鼠和黄鼠狼能把石头擂臼锤拿起来吗?会“梆当梆当”地捣蒜吗?
  李石头就又回屋睡了。可是刚躺下,擂臼又响起来。他真的生气了,就穿好衣服,把堂屋的一个破藤椅提上,走进厨房,点亮煤油灯,把藤椅往厨房中央一放,他往藤椅上一坐,奶奶的!我非看看你鳖孙是咋响的不中!
  他盯着擂臼看。看了半个时辰,有点儿乏,眼睫毛直往一起粘。就在这半朦胧中,他看见斜躺在擂臼里的擂臼锤慢慢直了起来,然后就在擂臼里一上一下地杵,就像有一只人手握着似的,杵得十分有力。李石头头皮发炸,一下子从藤椅上出溜下来,跪在地上说:“长树哥!你别吓我啊!我知道你死的屈,可那不怨我呀,那是毛主席的政策啊!饶了我吧长树哥……”
  那擂臼锤就从擂臼里跳出来,愤愤地摔到案板上。
  第二年春天,有一天中午,李石头说要吃捞面条。申贵银说你捣蒜汁儿吧。石头说行。石头就在案板上“叮叮当当”地捣蒜汁儿。捣了很久,申贵银问:“捣好了吗?”他说没有。“死猪!干个活难死啦!”申贵银骂着就走到案板前。她想夺过擂臼锤自己捣的,可是一看大惊失色:丈夫哪是在捣蒜?他是在捣自己的指头,把左手的五个指头摁在擂臼里,捣得稀烂,一擂臼血汁子。
  事后人们算算,那天是李长树的周年忌日。
  在李长树第二个周年忌日那天,也就是1973年4月13号中午,申贵银正喂猪,突然听见丈夫在厨房里大叫:“擂臼锤打我!擂臼锤打我!”申贵银赶忙去看,只见李石头拿着擂臼锤在砸自己的脑袋,已经砸出好几个窟窿,血流如注。申贵银叫着:“快扔了!快扔了!你怎么自己打自己?”李石头说:“我扔不掉,我扔不掉!快拉住擂臼锤呀!”
  申贵银就捉住丈夫的手,使劲去掰他的指头,想把擂臼锤夺过来。但她怎样用劲也夺不掉。丈夫一面高喊救命,一面却又竭力抗拒救援,挥舞着擂臼锤,照自己的太阳穴上猛砸,仿佛他的胳膊是另外一个人的。
  就这样,李石头竟被擂臼锤打死了。
  第九章  黑白二士
  怪屯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律:一年不死人便罢,若死,则必定要死两个,而且这两个人的死法基本相近。怪屯人把这总结为“走双不走单”。譬如寿星老头李二槐秋天病死了,到了冬天娄庆也病死了;又譬如李石头春天用擂臼锤将自己打死了,到了秋天李喜娃儿的爹与儿媳妇生气就也自杀了。因此,每当死了第一个人时,全村人便都心中慌慌,猜想着,计算着,下一个轮到谁呢?会不会轮到自己的家人?或者干脆就轮到了自己头上?但人的死是没一点规律的,往往不该死的人,突然就死了,而该死的人,却偏偏活着。就譬如李二槐老头,活了126岁,这中间有多少次,人们都算着可要轮到他了,可他就是不死,死的却都是比他小几十岁的年轻人。
  李长树母子俩死后,全村人都舒了一口气,说走双不走单嘛,一次就死了两个,今年阎王爷的收购任务完成了,不用再担心下半年再死谁的问题了。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李世通母子俩就死了,也是自杀。这时怪屯的人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们领会错了“走双不走单”的意思,把换算单位搞错了,阎王爷的换算单位是“次”,而不是“个”;也就是说,怪屯一年要死两次人,而不是两个人。
  李世通母子死得很不值的。
  李世通的父亲也是长字辈,叫李长厚,是国民党85军的上校政工处长,淮海战役起义,解放后定居武汉,1954年病死。李世通的母亲叫吕衡,浙江绍兴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段时间横扫牛鬼蛇神,住在大城市的有历史问题的人及其家属,都被当成牛鬼蛇神扫回原籍。李世通母子就是那时被武汉红卫兵给押回了怪屯。李世通时年12岁,小学还没毕业,自此辍学。
  母子俩过得很本分,很谨慎,村上人待他们也无甚不好。母亲学会了纺棉花,甩连枷,插秧,打棉杈;儿子也学会了割草,放牛,打坷垃。
  娘俩死在了儿子的聪明上。
  李世通瘦瘦筋筋,头大,眼大,两条腿瘦得像麻秆,外星人一般。他整天不语,两眼望着苍穹,一望就是半天,好像在遥望宇宙深处的故乡。他虽然只是小学文化程度,可是竟用马蹄铁和铜丝做了一个小发电机,安装在母亲纺花车的锭子上,纺车一转,小灯泡就亮了。这让全村的人又惊奇,又羡慕,又嫉妒。那时,连公社所在地安铺街上还没有用电,公社领导晚上干革命点蜡烛,开大会点汽灯。乡下都点煤油灯,有的点大麻籽。又懒又没钱的,只好摸瞎。白天忙,纺棉花都放在晚上。续花捻是必须要用灯照着的。可是,大部分人家点不起油灯,就在车子怀里插一根灰麻秆,靠着微弱得不能再微弱的亮光,来完成人类文明延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极其精细的一道工序。
  可是,这个伪军官的老婆却用起了电灯,照得满屋子都亮堂堂的!这个黑崽子娃儿,能死了,长大得了?!
  村上的人想是这么想,但毕竟是一李家,并没人要处心整治他娘俩。只是这事作为奇闻传到了大队里,大队革委会主任谷保堂便无法容忍这种对贫下中农的优越感,决定灭一下这个伪军官家属的威风,砸了他家的电灯,再拉到大队批斗两场。罪名是腐化堕落,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有什么呢?又不是他们一家挨过斗争。可那老乞婆竟想不开,说大城市里家家户户都点电灯,一只灯泡60瓦,甚至100瓦,怎么到了怪屯点一支0.6瓦的灯泡就有罪了?她一气,竟当场倒地,再也没有起来。李世通与母亲相依为命,平常就性格孤僻、压抑,当天夜里竟也抱着母亲的尸体,割腕自杀。
  那个时候,死个把人不算什么奇事,连刘少奇、罗瑞卿都死了,这有什么奇的?奇的是李世通家养的一只猫和一只狗。
  猫是白猫,叫小白,狗是黑狗,叫大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