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我的茶馆，我的小刀
时间如悠悠流水，人生似飘飘自云，倏忽间，离开母腹已经35个春秋，回望走过的路，坎坷多于坦途，荆棘超过鲜花，不免辛酸之至。好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总有勇气、有信心、有力量，化辛酸为甘甜，在人生的旅途上，在我认准的创作道路上，虽是蹒跚，却是结实地往前踏进，尽管作品不多，收获甚微，但毕竟是自己养育的儿子，有我的血，有我的肉，有我的温柔，有我的阳刚。所以，正如世人所说：谁都觉得自己的儿子最美。我当然未能跳出这个圈子。我只有无限深情地爱自己的儿子，我才能把他培育得更茁壮，更高大。我为什么会这般痴情？我为什么会这般执著？似可答，又不可答；似不可答，又可答。
已记不清是哪一年，也记不清是放牛回家，还是捉鱼归屋，洗了裂着丝丝皲口的脚，钻进被奶奶的瘦躯温热了的被窝，打算做梦，屋后小河边飘来阵阵锣鼓声，驱散了我的睡意，我跳下床，风一般地卷进小河边的茶馆里，在辣眼的烟雾中，在呛鼻的汗臭中钻了一个座位，好惊奇、好羡慕地盯着那演唱三棒鼓的汉子。那五颜六色的三根短棒在他手中飞旋，那鲜红的大鼓，那金黄的铜锣，在他和他的同伴手下发出令人心痒的声响，尤其是他那黑洞洞、毛茸茸的嘴里发出的歌唱声，几多好听，几多醉人。这一夜，我哭了，比我放学后躲在堤坡下打牌，没及时到地里拾蚕豆根当烧柴，而被父亲捉拿归案，白花花的屁股蛋上留下一条条一道道灵灵醒醒的牛鞭印时还哭得伤心。因为我从演唱三棒鼓的汉子口中知道，中国古代有个民族英雄岳元帅，他英武过人，战功显赫，却被卖国贼秦桧杀了。此后，那茶馆，那锣鼓声，就像勾了我的魂，几乎每晚必到，每场不缺。这样，我爱上了诸葛亮，我爱上了林冲、武松、李逵，我爱上了杨继业、佘太君、杨六郎、穆桂英。我把从茶馆里听来的，学唱给捉鱼的、或是放牛的伙伴们听，大家哈哈笑。我畅快，我高兴。我不满足，我要创新，我把自己和伙伴们的事也编成三棒鼓演唱，得到了伙伴们的最高奖赏：甜丝丝的藕粑粑，香喷喷的油炸鱼。于是，我又编，我又唱。这一年，我十岁。多么幼稚的岁月，多么幼稚的举动。
我离开欢乐的牛背，我离开神奇的湖水，我离开翠竹掩映的小学，由父亲领着，和父亲一样穿着草鞋，来到沅水边的县城，来到县城边的中学，吃四菜一汤，住红砖瓦房，日子蛮好过。没想到，那一天，为了芝麻大点小事，竟与身胚高我一头，年纪长我三岁的一位同学发生了争斗，我为了不吃亏，不丢脸，心想：打退不如吓退。我英勇地从身上掏出一把裁纸的小刀，对着我的对手，说：“你个金兀术，再敢朝我逼近一步，我就刺你于马下。”不等我手起刀落，称职的班长已叫来了班主任。自然，我的刀放下了，岳元帅的那般威风早已不翼而飞。我想说什么，不等开口，班主任已严厉地批评我把刀口对准自己的阶级兄弟是严重错误的，要写出书面检讨。我有什么办法，只好照办。又没想到，两天后，我的检讨在学校黑板报上登出来了，与此同时，学校广播站也播了。这下，我成了学校的名人。老师、同学都夸我那检讨真正写出了阶级感情。虽说班主任撤销了我的劳动委员一职，可语文老师委任我当了语文科代表。我有得有失。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我不去管它，也懒得管它。我尝到了写文章的甜头，我要多写。于是，一篇又一篇，登上了黑板报，走进了广播室。语文老师引导我，不仅要多写，还要多读。他领我进阅览室，进图书馆。我就像一头闯进菜园的小牛犊，见什么吃什么，忘乎了一切。渐渐地，我接触了鲁迅，接触了雨果，接触了高尔基，才明白世界上有这么伟大的人物，有这么伟大的事业。我要做这样的人，我要干这样的事业。依稀是一个朗朗的秋日，我悄悄地走进县邮局，又悄悄地将一篇《县城的夜》投进了邮箱。两个月后，我收到了《湖南日报》的回信，文章虽不采用，可话语暖我心窝。于是，我又写，我又投。这一年我十二岁。多么朦胧的年华，多么朦胧的选择。
同学们都去串联，我年纪小，又无盘缠，只好每日躺在床上读《青春之歌》、读《小城春秋》、读《苦菜花》、读《迎春花》，累了，就逛到街上看大字报。夜里，想家，更想到奶奶和母亲正摇动那原始的纺车，吱吱哑哑纺棉线，为我换取生活费。我的枕头湿了一片。我不能白吃干饭。
我回到那养育我的清秀的水湾，白日，和乡亲们一起拌泥巴坨，得一个女劳动力的工分；晚间，读从学校拾来的各类书籍，记大段大段的笔记。忽然，大队建立文艺宣传队，我成了其中的一员，并担当编导的重任。每月一台新节日，都出自我的“大手笔”，父母官满意，乡亲们赞扬，给我记八成劳动力的工分。于是，我又编，我又导。这一年，我十五岁。多么红火的时代，多么红火的行为。
“复课闹革命”，我被推荐上高中，学校组建业余文艺宣传队，我当选为副队长兼编导。两年时间，共写了一百多个节目，演出也有一百多场。我有了瘾，不写，手就痒，不写心就慌。高中毕业，我回乡担任民办教师、大队会计、团支部书记，据官方人士透露，还是作未来的大队党支书对象培养的。身兼数职，好忙。再忙，我也没有忘记写。因为忙，接触的人和事就多，接受的信息也就多，要写的东西自然多。这段日月，我写报道，我写评沦，我写节目，我写小说、诗歌、散文。三两天一篇，简直像发了狂、着了魔。夏时蚊叮，我把腿脚藏进水桶里；冬日风咬，我把身子裹进棉被中。上天的眼睛最亮，看清了我的行为，看透了我的心，没有让我的汗水白流，县广播站采用了我一百八十篇通讯报道稿，成了全县有名的农民通讯员。县委书记白连清亲手在全县先代会上给我颁发了奖状，并要我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湖南日报》《工农兵文艺》分别刊登了我的诗《红旗赞》和评论《决定的因素是人》。文章和名字结伴变成了铅字，飞向洞庭湖平原，飞向南岳山两侧。于是，我被调到了汉寿县创作组，做一名专职戏剧创作员。这一年，我十八岁。多么灿烂的青春，多么灿烂的未来。
我看到了人生的光明，我尝到了事业的清甜。我像鼓满风儿的帆，开始在洞庭湖上远行。驶出明净的港湾，挡头而来的是风，是浪，越到湖心，风越大，浪越高，稍一不慎，就有船翻人亡的危险。这些年，我划动一叶扁舟，穿刺于风急浪涌的征途，用心血，用汗水，凝成了四百万字的作品，我尝过出书的甜，也吃尽退稿的苦，迄今奉献世人的只有八十余万字，其余还软禁在自己的抽屉里。我也曾先后六次获得创作奖，但获奖的作品就未必好，未获奖的就未必不好。
总之，想到我的茶馆，想到我的小刀，我不悲观，我不自弃。我相信自己。我虽无才气但有力气；我虽无学识，但有见识。五尺洞庭男儿，只能大浪般地进取，岂能浮萍般地败退。创作不能以一时成败论英雄，不能凭一篇作品分高下，这是一场马拉松赛跑，其优劣得失，往往要靠后人作出最公正的评判。作家的责任，就是真诚地为读者去写，写干自己的最后一滴血、一颗泪。
昨天的大树，可能是今天的朽木；
明日的幼芽，也许是后日的栋梁。
1988年秋于武汉大学枫园4舍419室
已记不清是哪一年，也记不清是放牛回家，还是捉鱼归屋，洗了裂着丝丝皲口的脚，钻进被奶奶的瘦躯温热了的被窝，打算做梦，屋后小河边飘来阵阵锣鼓声，驱散了我的睡意，我跳下床，风一般地卷进小河边的茶馆里，在辣眼的烟雾中，在呛鼻的汗臭中钻了一个座位，好惊奇、好羡慕地盯着那演唱三棒鼓的汉子。那五颜六色的三根短棒在他手中飞旋，那鲜红的大鼓，那金黄的铜锣，在他和他的同伴手下发出令人心痒的声响，尤其是他那黑洞洞、毛茸茸的嘴里发出的歌唱声，几多好听，几多醉人。这一夜，我哭了，比我放学后躲在堤坡下打牌，没及时到地里拾蚕豆根当烧柴，而被父亲捉拿归案，白花花的屁股蛋上留下一条条一道道灵灵醒醒的牛鞭印时还哭得伤心。因为我从演唱三棒鼓的汉子口中知道，中国古代有个民族英雄岳元帅，他英武过人，战功显赫，却被卖国贼秦桧杀了。此后，那茶馆，那锣鼓声，就像勾了我的魂，几乎每晚必到，每场不缺。这样，我爱上了诸葛亮，我爱上了林冲、武松、李逵，我爱上了杨继业、佘太君、杨六郎、穆桂英。我把从茶馆里听来的，学唱给捉鱼的、或是放牛的伙伴们听，大家哈哈笑。我畅快，我高兴。我不满足，我要创新，我把自己和伙伴们的事也编成三棒鼓演唱，得到了伙伴们的最高奖赏：甜丝丝的藕粑粑，香喷喷的油炸鱼。于是，我又编，我又唱。这一年，我十岁。多么幼稚的岁月，多么幼稚的举动。
我离开欢乐的牛背，我离开神奇的湖水，我离开翠竹掩映的小学，由父亲领着，和父亲一样穿着草鞋，来到沅水边的县城，来到县城边的中学，吃四菜一汤，住红砖瓦房，日子蛮好过。没想到，那一天，为了芝麻大点小事，竟与身胚高我一头，年纪长我三岁的一位同学发生了争斗，我为了不吃亏，不丢脸，心想：打退不如吓退。我英勇地从身上掏出一把裁纸的小刀，对着我的对手，说：“你个金兀术，再敢朝我逼近一步，我就刺你于马下。”不等我手起刀落，称职的班长已叫来了班主任。自然，我的刀放下了，岳元帅的那般威风早已不翼而飞。我想说什么，不等开口，班主任已严厉地批评我把刀口对准自己的阶级兄弟是严重错误的，要写出书面检讨。我有什么办法，只好照办。又没想到，两天后，我的检讨在学校黑板报上登出来了，与此同时，学校广播站也播了。这下，我成了学校的名人。老师、同学都夸我那检讨真正写出了阶级感情。虽说班主任撤销了我的劳动委员一职，可语文老师委任我当了语文科代表。我有得有失。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我不去管它，也懒得管它。我尝到了写文章的甜头，我要多写。于是，一篇又一篇，登上了黑板报，走进了广播室。语文老师引导我，不仅要多写，还要多读。他领我进阅览室，进图书馆。我就像一头闯进菜园的小牛犊，见什么吃什么，忘乎了一切。渐渐地，我接触了鲁迅，接触了雨果，接触了高尔基，才明白世界上有这么伟大的人物，有这么伟大的事业。我要做这样的人，我要干这样的事业。依稀是一个朗朗的秋日，我悄悄地走进县邮局，又悄悄地将一篇《县城的夜》投进了邮箱。两个月后，我收到了《湖南日报》的回信，文章虽不采用，可话语暖我心窝。于是，我又写，我又投。这一年我十二岁。多么朦胧的年华，多么朦胧的选择。
同学们都去串联，我年纪小，又无盘缠，只好每日躺在床上读《青春之歌》、读《小城春秋》、读《苦菜花》、读《迎春花》，累了，就逛到街上看大字报。夜里，想家，更想到奶奶和母亲正摇动那原始的纺车，吱吱哑哑纺棉线，为我换取生活费。我的枕头湿了一片。我不能白吃干饭。
我回到那养育我的清秀的水湾，白日，和乡亲们一起拌泥巴坨，得一个女劳动力的工分；晚间，读从学校拾来的各类书籍，记大段大段的笔记。忽然，大队建立文艺宣传队，我成了其中的一员，并担当编导的重任。每月一台新节日，都出自我的“大手笔”，父母官满意，乡亲们赞扬，给我记八成劳动力的工分。于是，我又编，我又导。这一年，我十五岁。多么红火的时代，多么红火的行为。
“复课闹革命”，我被推荐上高中，学校组建业余文艺宣传队，我当选为副队长兼编导。两年时间，共写了一百多个节目，演出也有一百多场。我有了瘾，不写，手就痒，不写心就慌。高中毕业，我回乡担任民办教师、大队会计、团支部书记，据官方人士透露，还是作未来的大队党支书对象培养的。身兼数职，好忙。再忙，我也没有忘记写。因为忙，接触的人和事就多，接受的信息也就多，要写的东西自然多。这段日月，我写报道，我写评沦，我写节目，我写小说、诗歌、散文。三两天一篇，简直像发了狂、着了魔。夏时蚊叮，我把腿脚藏进水桶里；冬日风咬，我把身子裹进棉被中。上天的眼睛最亮，看清了我的行为，看透了我的心，没有让我的汗水白流，县广播站采用了我一百八十篇通讯报道稿，成了全县有名的农民通讯员。县委书记白连清亲手在全县先代会上给我颁发了奖状，并要我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湖南日报》《工农兵文艺》分别刊登了我的诗《红旗赞》和评论《决定的因素是人》。文章和名字结伴变成了铅字，飞向洞庭湖平原，飞向南岳山两侧。于是，我被调到了汉寿县创作组，做一名专职戏剧创作员。这一年，我十八岁。多么灿烂的青春，多么灿烂的未来。
我看到了人生的光明，我尝到了事业的清甜。我像鼓满风儿的帆，开始在洞庭湖上远行。驶出明净的港湾，挡头而来的是风，是浪，越到湖心，风越大，浪越高，稍一不慎，就有船翻人亡的危险。这些年，我划动一叶扁舟，穿刺于风急浪涌的征途，用心血，用汗水，凝成了四百万字的作品，我尝过出书的甜，也吃尽退稿的苦，迄今奉献世人的只有八十余万字，其余还软禁在自己的抽屉里。我也曾先后六次获得创作奖，但获奖的作品就未必好，未获奖的就未必不好。
总之，想到我的茶馆，想到我的小刀，我不悲观，我不自弃。我相信自己。我虽无才气但有力气；我虽无学识，但有见识。五尺洞庭男儿，只能大浪般地进取，岂能浮萍般地败退。创作不能以一时成败论英雄，不能凭一篇作品分高下，这是一场马拉松赛跑，其优劣得失，往往要靠后人作出最公正的评判。作家的责任，就是真诚地为读者去写，写干自己的最后一滴血、一颗泪。
昨天的大树，可能是今天的朽木；
明日的幼芽，也许是后日的栋梁。
1988年秋于武汉大学枫园4舍419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