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龚赴里，纯属偶然。那次我出差莲城，目的是借朋友关系，完成分配给我的广告任务。对杂志刊登五花八门的广告，我历来持不同观点。桥东桥西穿梭了半天，业务也算“做”得可观。接下去对这样的业务不想再“做”，而想采访。朋友介绍了龚赴里，同时告知：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你采访他，要担点风险。我一生经历的磨难不算少，早已是洞庭湖里的麻雀，对大小风险不以为怪。不过，这次采访我没有惊动任何人，而是在“地下”进行。
  这是一个阳光融暖的日子。也是一个“大吉大发”的日子。
  1993年12月8日。上午8时，我跨进湘潭市公安局那座陈旧的红楼，推开底层楼梯下那扇油漆斑驳的木板门，一股冷气迎面袭来，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我正欲后退，只听门里有人向我发出热情地招呼：“同志！您找谁？”
  室内光线暗淡，我睁大眼睛，循着声音搜寻，看见两双“眼镜”正静静地盯着我。于是，我做了回答。立刻，一双“眼镜”低下，“亲吻”面前的书桌，一双“眼镜”则迅速朝我靠拢。我注意打量这两双“眼镜”：两位男子年纪都约摸50多岁，“亲吻”木桌的那一位，长方脸，平头，着马夫尼警服，戴两只袖套，佩二级警督警衔。朝我走来的这位，瘦高个，瘦长脸，乌黑、倔强的发丝，宽阔、平坦的额头，眼睛深邃有神，鼻梁高挺，下着马夫尼警裤，上穿蓝布国防服。
  “我是龚赴里，那位是我的同事肖云升。”
  就这样，未经任何人介绍，我和龚赴里、肖云升有了第一次握手。我在肖云升对面、龚赴里旁边坐下，他俩中间是三张三屉桌成丁字拉开距离，中间架一块大木板所组成的晃晃悠悠的办公台，上面堆满了许多我读不懂的书本和纸片+纸条。
  老肖依然埋头“吻”木桌，仿佛根本没有外人的“入侵”。龚赴里停了手中事，与我交谈。他说已有朋友告诉他，我要对他采访。他说，他从未接受过记者的采访，因为他没有什么值得采访。我没有说非采访他不可。我肩上没有任务，采访成功与否，均无关紧要。我没有强人所难，我说：“你工作吧！我只在这里看一看。”
  他点点头，投入了工作。
  室内很安静，只有门外上下楼梯的脚步声不停地传来，使我的耳膜感到极不舒服。他俩却没有任何反应，依然全神贯注地审视着桌上的小纸片。我暗暗佩服他俩闹中求静的本领。
  对他俩拨动的那一张张小纸片，我一张也看不懂。我感到乏味，便把目光移向四周。我这才看清，这是一间陈旧得无法再陈旧，简易得无法再简易的办公室：墙壁灰不灰，白不白，粉刷物这里脱一块，那里掉一层，脚下的木质地板，不是这端翘起，就是那端陷落，起身移步，便发出嘎嘎叽叽、吱吱哑哑的浅吟低唱。三张办公桌，有黑有黄，有紫有棕，有宽有窄，有高有低，没有一只抽屉不是歪歪斜斜、龇牙咧嘴的，有两条桌腿明显地露出技艺不高的木工重新拼接的痕迹。最令人心颤的是，老龚、老肖坐的藤椅，只有一大框架承受人体，坐垫空空，朝下看，如一口四周长满野草枯藤的废井，也如同古稀老人张开的长满胡子的嘴。这就是“填补我国笔迹微机管理空白”的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过去，在“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统治下，我国知识分子才会是这样的工作环境。如今，“四人帮”被粉碎已十多年，改革春风吹遍神州，荡漾四海，我眼前的这两位年过半百的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为何如此糟糕呢？我眼前浮现流光溢彩的铝合金门窗，明亮可人的大理石地面，威严气派的红木老板台。我怀疑这屋子的主人不是在填补国内空白，不是在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而是两个胡思乱想、不守本分的角色。不然，他为何不愿接受我的采访？肯定生怕露了马脚。我这样一想，心里便不再愤愤然，惶惶然，反倒觉得能给他们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就是挺不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