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六病室(6)
  他的生活是这样过的。他照例早晨八点钟起床,穿好衣服,喝茶。然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到医院里去。那边,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坐在又窄又黑的小过道里等着看病。医院的杂役和助理护士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皮靴在砖地上踩得咚咚地响;穿着长袍、形容憔悴的病人也从这儿过路。死尸和装满脏东西的器具也从这儿抬过去。小孩子啼哭,过堂风吹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种环境对发烧的、害肺痨的、一般敏感的病人是痛苦的,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候诊室里,他遇见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那是一个矮胖子,脸蛋很肥,洗得干干净净,胡子刮光,态度温和沉稳,穿一身肥大的新衣服,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倒不如说像枢密官。他在城里私人行医,生意做得很大。他打着白领结,自以为比医师精通医术,因为医师不另外私人行医。在候诊室的墙角神龛里放着一个大圣像,面前点着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一个读经台,蒙着白罩子。墙上挂着主教的像、圣山修道院的照片、一圈圈干枯的矢车菊。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教,喜欢庄严的仪式。圣像是由他出钱设置的。每到星期日,他指定一个病人在这候诊室里大声念赞美歌。念完以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就亲自拿着手提香炉,摇着它,散出里面的香烟,走遍各病室。
  病人很多,可是时间很少,因此诊病工作就只限于简短地问一问病情,发给一点药品,例如挥发性油膏或者蓖麻油等等。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那儿,用拳头支着脸颊,沉思着,随口问话。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下,搓着手,偶尔插一句嘴。
  “我们生病,受穷,”他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向仁慈的上帝祷告。对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诊病的时候从来也不动手术。他早已不干这种事,一看见血心里就不愉快地激动起来。每逢他不得不扳开小孩的嘴,看一下喉咙,而小孩哭哭啼啼,极力用小手招架的时候,他耳朵里的闹声就会弄得他头晕,眼睛里涌出眼泪来。他连忙开个药方,摆一摆手,让女人赶快把孩子带走。
  在诊病时候,病人的胆怯和前言不搭后语,再加上身边坐着的庄严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墙上的相片、二十多年以来他反反复复问过不知多少次的那些话,不久就弄得他厌烦了。他看过五六个病人以后就走了。他走后,余下的病人由医士接着看下去。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到家里,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已经很久没有私人行医,现在没有人会来打搅他了,就立刻在书房里桌子旁边坐下,开始看书。他看很多书,老是看得津津有味。他的薪水有一半都用在买书上,他的住处一共有六个房间,其中倒有三个房间堆满了书籍和旧杂志。他最爱看的是历史书和哲学书。医学方面,他却只订了一份《医师》,而且他总是从后面看起。每回看书,他老是一连看好几个钟头,中间不停顿,也不觉着累。他看书不像伊万·德米特里奇过去那样看得又快又急,而是慢慢地看,集中心力,遇到他喜欢的或者不懂的段落常常停一停。书旁边总是放着一小瓶白酒,旁边放一根腌黄瓜或者一个盐渍苹果,不是盛在碟子里,而是干脆放在粗呢桌布上。每过半个钟头,他就倒一杯白酒,慢慢喝下去,眼睛始终没离开书。随后,他不用眼睛去看,光是用手摸到黄瓜,咬下一小截来。
  到下午三点钟,他就小心地走到厨房门口,嗽一嗽喉咙说:“达留希卡,给我开饭才好……”
  吃过一顿烧得很差、不干不净的午饭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就把两条胳膊交叉在胸口上,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思索着。钟敲四下,后来敲五下,他始终走来走去思索着。偶尔厨房的门吱吱嘎嘎响起来,达留希卡那张带着睡意的红脸从门里探出来。
  “安德烈·叶菲梅奇,到您喝啤酒的时候了吧?”她操心地问。
  “没有,还没到时候……”他回答,“我要等一会儿……我要等一会儿……”
  照例,到了傍晚,邮政局长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来了,他在全城当中是唯一没有惹得安德烈·叶菲梅奇讨厌的人。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从前是个很有钱的地主,在骑兵队里当差,后来家道中落,为贫穷所迫,晚年就到邮政部门里做事了。他精神旺盛,相貌健康,白色络腮胡子蓬蓬松松,风度文雅,嗓音响亮而好听。他心眼好,感情重,可是脾气躁。每逢邮政局里有个主顾提出抗议,或者不同意他的话,或者刚要辩理,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涨红脸,周身发抖,用雷鸣般的声调叫道:“闭嘴!”因此这个邮政局早就出了名,到这个机关去一趟真要战战兢兢。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喜欢而且尊重安德烈·叶菲梅奇,因为他有学问,心灵高尚。可是他对本城的别的居民总是很高傲,仿佛他们是他的部下似的。
  “我来了!”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说,“您好,老兄!您恐怕已经讨厌我了吧,对不对?”
  “刚好相反,我很高兴,”医师回答说,“我见着您总是很高兴。”
  两个朋友在书房里一张长沙发上坐下来,沉默地抽一会儿烟。
  “达留希卡,给我们拿点啤酒来才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他们仍旧一句话也不说,把第一瓶酒喝完。医师沉思着,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现出畅快活泼的神情,仿佛有什么极其有趣的事要讲一讲似的。谈话总是由医师开头。
  “多么可惜啊,”他轻轻地、慢慢地说,摇着头,没有瞧他朋友的脸(他从来不瞧人家的脸),“真是可惜极了,尊敬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我们城里简直没有一个人能够聪明而有趣地谈一谈天,他们也不喜欢谈天。这对我们就是很大的苦事了。甚至知识分子也不免于庸俗。我跟您保证,他们的智力水平一点也不比下层人高。”
  “完全对。我同意。”
  “您知道,”医师接着轻声说,音调抑扬顿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的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以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而没有趣味的。智慧在人和兽类中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暗示人类的神圣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由它代替了实际并不存在的不朽。因此,智慧成为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了。可是在我们四周,我们却看不见,也听不见智慧,这就是说我们的快乐被剥夺了。不错,我们有书,可是这跟活跃的谈话和交际根本不一样。要是您容许我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的话,那我就要说,书是音符,谈话才是歌。”
  “完全对。”
  接着是沉默。达留希卡从厨房里走来,站在门口,用拳头支住下巴,带着茫然的哀伤神情,想听一听。
  “唉!”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叹口气,“要希望现在的人有脑筋,那可是休想!”
  他就叙述过去的生活是多么健康、快乐、有趣,从前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多么聪明,他们对名誉和友情有多么高尚的看法。借出钱去不要借据。朋友遭了急难而自己不出力帮忙,那是被人看作耻辱的。而且从前的出征、冒险、交锋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女人!再说高加索,好一个惊人的地区!有一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常穿上军官的军服,傍晚骑马到山里去,单身一个人,向导也不带。据说她跟一个山村里的小公爵有点风流韵事。
  “圣母啊,母亲啊……”达留希卡叹道。
  “那时候我们怎样地喝酒!我们怎样地吃饭啊!那时候有多么激烈的自由主义者!”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没听进去。他一边喝啤酒,一边在想什么。
  “我常常盼望有些聪明的人,跟他们谈一谈天,”他忽然打断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的话说,“我父亲使我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是他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硬叫我做医生。我觉得当时要是没听从他的话,那我现在一定处在智力活动的中心了。我多半做了大学一个系里的教员了。当然,智慧也不是永久的,而是变动无常的,可是您已经知道我为什么对它有偏爱。生活是恼人的牢笼。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时期,思想意识成熟了,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他关在一个无从脱逃的牢笼里面。确实,他从虚无中活到世上来原是由不得自己做主,被偶然的条件促成的……这是为什么呢?他想弄明白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人家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或者跟他说些荒唐话。他敲门,可是门不开。随后死亡来找他,这也是由不得他自己做主的。因此,如同监狱里的人被共同的灾难联系着,聚在一块儿就觉着轻松得多一样,喜欢分析和归纳的人只要凑在一起,说说彼此的骄傲而自由的思想来消磨时间,也就不觉得自己是关在牢笼里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智慧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快乐。”
  “完全对。”
  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瞧朋友的脸,继续轻声讲聪明的人,讲跟他们谈天,他的话常常停顿一下,再往下讲。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专心听着,同意说:“完全对。”
  “您不相信灵魂不朽吗?”邮政局长忽然问。
  “不,尊敬的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我不相信,而且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怀疑。不过我又有一种感觉,好像我永远也不会死似的。我暗自想道,得了吧,老家伙,你也该死了!可是我的灵魂里却有个小小的声音说:‘别信这话,你不会死的!’……”
  九点钟过后不久,米哈依尔·阿韦良内奇就告辞了。他在前堂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
  “可是命运把我们送到什么样的穷乡僻壤来了!顶恼人的是我们不得不死在这儿。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