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仓皇出逃
商鞅不禁一愣：
“凭什么说我反叛？莫非传令给司马错等人的使者被捉泄密？
但送出的只是预定的暗号，使者自己也不会知道含意呀？”
不容他多想，卫队长冯凯大汗淋漓的匆匆进来报告：
“有无数的百姓，或手持木棒、砖瓦，大多赤手空拳，朝府上拥来！”
商鞅的反应很快：
“肯定是他们一时凑不齐兵马，便以新君之名派人蛊惑无知小民趁机捣乱、浑水摸鱼以争取时间。”
便慢慢站起，冷静地说：
“没什么，不必慌，我去看看。”
此时府门已经紧闭，府外大街上闹哄哄地挤满了“乱民”。
各条街上还有数不清的人蜂拥而至、络绎不绝。
先到府前的则已动手砸门，胆大的青年人还试图跳入墙内，大家正在兴头十足地忙得汗流浃背。
突然，有人发现商君冠服整齐地站在门楼上，不禁叫了一声：
“在那儿！”
惊动众人一齐仰头上望。
商君只咳嗽一声，人们就像被施了“定身法”给定住似的，立刻安静下来。
大气儿都不敢出，再没一个人乱说乱动。
商鞅沉着脸，用目光在人群中扫视个来回后，才大喝道：
“尔等意欲何为？还不快滚？”
这些人果然听话，就如炸了巢的蜂一般，轰一声一齐向后转，扭头就跑。
尽管暗中操纵的人还想拦阻，但毕竟人少，怎挡得住那有如决堤后的滚滚洪流？
后面的不知出了什么危险，也纷纷往回乱跑，刹那间商府前便又是一片寂静。
商鞅只一句话就吓跑了成千上万的“暴役”，可见他素日在秦国之威严。
商鞅脸上刚浮笑意，突然一愣：
远处街角忽闪出“司马”的大旗，御林军们拦住了“乱民”们的退路，并驱赶他们再涌向商府。
他不封锁宫门，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对付这些无知小民还用你帮忙？
目前最重要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去控制那些更具危险的政敌们啊！
但司马错似乎没领会他的意图，御林军把“乱民”们驱赶到府前后竟突然大喊：
“新君有旨，无论军民，捉住判贼商鞅赏万户侯！”
御林军不同于那些暗中操纵者，他们是“新君”的代表，传达的“旨令”也就更具有威信。
肯定是“真”的。
对商君的怨恨和万户侯的重赏，重又鼓起群众近乎盲目的热情。
在阵阵滚雷般的呐喊中，潮水似地向商府再摆开一轮轮猛烈的冲击，砖瓦石块铺天盖地地投入府中。
冯凯搽着热汗劝商鞅：
“上万的乱民都疯狂了，后边还有御林军撑腰，很快就会冲进来。
我和弟兄们再拼命挡一下，您快走吧。”
老仆商安捧上一套平民衣服……
商鞅意识到：
自己被司马错出卖了！
却不明白，他怎么变得这么快？
但形势已不容许他再研究分析被出卖的原因。
危险迫在眉睫，不能再矜持冷静、假装镇定了，确实必须马上“仓皇出逃”。
便顺从地换了衣服，总算还嘱咐了冯凯一句：
“你们顶一下也赶快撤。”
可惜，他刚跑出后门，冯凯的卫队和家丁们就被汹涌的人潮所淹没……
商鞅称得上当时的“大政治家”。
虽然欺骗公子卬取西河的手段称不上光明正大。
但他的专业还是如何管理国家，统治民众。
对于运用阴谋诡计于人之间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则稍逊一筹。
而公子虔等正相反：
对于如何富国强兵一窍不通。
但为了一己之私，什么口蜜腹剑、栽赃陷害、移花接木、无中生有、扇阴风、点鬼火、策划于密室等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在秦孝公坚决支持商鞅变法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知道斗不过商鞅，便把希望寄托在憎恶商鞅的太子驷身上。
由于商鞅的权势已仅次于秦孝公，新君继位也很难扳倒他，所以必须采取积蓄力量的策略。
公子虔等被削职为民只是不能参与朝政，作为“庶民”行动自由并不受限制。
而且他也没有因为受刑便真羞得“八年不出”，只是行动不再张扬而已。
他们可以通过“清晨锻炼”、“午间聚餐”、“夜半小酌”等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与朝野人士频频接触。
投其所好，揭其隐痛，建立感情上的一致，慢慢渗透，再喻之以“利、害”威胁引诱。
逐渐凝聚成一团越来越大的“反鞅”势力。
另一方面，商鞅的政策虽然能调动积极因素。
但对于已踞居一定位置的官员们来说，是“苦”多于“乐”。
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并争取更多，按新法，就必须付出相应的劳动，而懒惰失误，则要受到无情的惩罚。
“勤劳”是有尺度的，无论工商还是官员军人，达不到要求就不能获取，而稍不检点，惩罚就立即降临。
所以，筋疲力尽后而受赏，并无感谢的心情；
而被惩罚则对他恨之入骨，结果必然是“亲之者寡，怨之者众”，在位越久，积怨越深。
除了赵良、景监几个人，其余对他都是虚情假意。
商鞅之不得人心还在于“新法”的内在缺陷：
它对富国强兵起到巨大作用，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也从中获得利益，对此他们当然热烈欢迎。
但正如孔子所指出的：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利益不可能也不应该“平均分配”，得到最大最多的必然是少数。
于是大多数人的心态便会形成不平衡，由怨生恨。
一切动物，无论是否有理性，都存在一种“惰性”。
在接近满足需要或遇到不易逾越的阻力时，自身的活动便趋向于“静止”。
必需受到外力的推动或借助惯性才能驱使之通过这个“死点”。
在现代的西方是以残酷的“生存竞争”来解决。
而战国时的商鞅则是挥起“重赏”和“严惩”这两根大棒。
可惜，“公平公正”只是相对的。
“重赏”仍倾向于上层，“严刑”则多施于平民。
所以，不仅他的政敌，在社会基层也广播下仇恨的种子。
“以法治国”可以富国强兵，却又会给商鞅带来足以淹没他的灾难，这不能不说是商鞅的悲哀。
赵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劝谏商鞅急流勇退。
但商鞅意识到了，却无力扭转这个趋势。
公子虔等老政客，则充分利用了这个趋势，在商鞅身边织起一道道罗网。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平民百姓在某些人的鼓动下积极投入“反鞅运动”。
司马错也看到商鞅虽然位高权重，但仇敌太多。
新君继位后，他的权势地位不一定稳固，不是可靠的后台。
所以太子驷一亮明态度，便隐瞒了自己的“内线”身份，向新君效忠。
并迅速执行新君的命令，带来御林军去捉拿商鞅。
不过此时他仍处于犹豫之中，商鞅有如一座巨大的冰山，尽管不如泰山、华山那么稳固。
但太大了，以人力能扳倒吗？
他不能不脚踏两只船，无论哪一方占上风，自己在政治上都有双保险。
所以在兵发商府的途中还在准备见到商鞅后的另一番解释。
然而，当看到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都在叫喊捉拿商鞅的时候，他终于拿定了主意：
商鞅肯定完蛋！
其实不止司马错，还有许多曾经积极支持商鞅变法的人。
在孝公病重时就看出商鞅大势已去，而开始向“反鞅方”或暗送秋波、或公开靠拢。
所以商鞅早就众叛亲离，甚至连准备倚靠他夺取王位的右更将军也放弃欲望，没有听从他的号令。
在这种形势下，就算司马错仍按他的计划行事，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也是个未知数。
可怜商鞅聪明一世，竟糊涂一时！
在几个卫士的掩护下，商鞅趁乱逃出咸阳城。
为了隐蔽身份，扮成了小商贩，也没敢带随从。
躲到天黑后，摸进城郊小镇，便找个客店想休息一夜，明朝再做打算。
“凭什么说我反叛？莫非传令给司马错等人的使者被捉泄密？
但送出的只是预定的暗号，使者自己也不会知道含意呀？”
不容他多想，卫队长冯凯大汗淋漓的匆匆进来报告：
“有无数的百姓，或手持木棒、砖瓦，大多赤手空拳，朝府上拥来！”
商鞅的反应很快：
“肯定是他们一时凑不齐兵马，便以新君之名派人蛊惑无知小民趁机捣乱、浑水摸鱼以争取时间。”
便慢慢站起，冷静地说：
“没什么，不必慌，我去看看。”
此时府门已经紧闭，府外大街上闹哄哄地挤满了“乱民”。
各条街上还有数不清的人蜂拥而至、络绎不绝。
先到府前的则已动手砸门，胆大的青年人还试图跳入墙内，大家正在兴头十足地忙得汗流浃背。
突然，有人发现商君冠服整齐地站在门楼上，不禁叫了一声：
“在那儿！”
惊动众人一齐仰头上望。
商君只咳嗽一声，人们就像被施了“定身法”给定住似的，立刻安静下来。
大气儿都不敢出，再没一个人乱说乱动。
商鞅沉着脸，用目光在人群中扫视个来回后，才大喝道：
“尔等意欲何为？还不快滚？”
这些人果然听话，就如炸了巢的蜂一般，轰一声一齐向后转，扭头就跑。
尽管暗中操纵的人还想拦阻，但毕竟人少，怎挡得住那有如决堤后的滚滚洪流？
后面的不知出了什么危险，也纷纷往回乱跑，刹那间商府前便又是一片寂静。
商鞅只一句话就吓跑了成千上万的“暴役”，可见他素日在秦国之威严。
商鞅脸上刚浮笑意，突然一愣：
远处街角忽闪出“司马”的大旗，御林军们拦住了“乱民”们的退路，并驱赶他们再涌向商府。
他不封锁宫门，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对付这些无知小民还用你帮忙？
目前最重要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去控制那些更具危险的政敌们啊！
但司马错似乎没领会他的意图，御林军把“乱民”们驱赶到府前后竟突然大喊：
“新君有旨，无论军民，捉住判贼商鞅赏万户侯！”
御林军不同于那些暗中操纵者，他们是“新君”的代表，传达的“旨令”也就更具有威信。
肯定是“真”的。
对商君的怨恨和万户侯的重赏，重又鼓起群众近乎盲目的热情。
在阵阵滚雷般的呐喊中，潮水似地向商府再摆开一轮轮猛烈的冲击，砖瓦石块铺天盖地地投入府中。
冯凯搽着热汗劝商鞅：
“上万的乱民都疯狂了，后边还有御林军撑腰，很快就会冲进来。
我和弟兄们再拼命挡一下，您快走吧。”
老仆商安捧上一套平民衣服……
商鞅意识到：
自己被司马错出卖了！
却不明白，他怎么变得这么快？
但形势已不容许他再研究分析被出卖的原因。
危险迫在眉睫，不能再矜持冷静、假装镇定了，确实必须马上“仓皇出逃”。
便顺从地换了衣服，总算还嘱咐了冯凯一句：
“你们顶一下也赶快撤。”
可惜，他刚跑出后门，冯凯的卫队和家丁们就被汹涌的人潮所淹没……
商鞅称得上当时的“大政治家”。
虽然欺骗公子卬取西河的手段称不上光明正大。
但他的专业还是如何管理国家，统治民众。
对于运用阴谋诡计于人之间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则稍逊一筹。
而公子虔等正相反：
对于如何富国强兵一窍不通。
但为了一己之私，什么口蜜腹剑、栽赃陷害、移花接木、无中生有、扇阴风、点鬼火、策划于密室等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在秦孝公坚决支持商鞅变法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知道斗不过商鞅，便把希望寄托在憎恶商鞅的太子驷身上。
由于商鞅的权势已仅次于秦孝公，新君继位也很难扳倒他，所以必须采取积蓄力量的策略。
公子虔等被削职为民只是不能参与朝政，作为“庶民”行动自由并不受限制。
而且他也没有因为受刑便真羞得“八年不出”，只是行动不再张扬而已。
他们可以通过“清晨锻炼”、“午间聚餐”、“夜半小酌”等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与朝野人士频频接触。
投其所好，揭其隐痛，建立感情上的一致，慢慢渗透，再喻之以“利、害”威胁引诱。
逐渐凝聚成一团越来越大的“反鞅”势力。
另一方面，商鞅的政策虽然能调动积极因素。
但对于已踞居一定位置的官员们来说，是“苦”多于“乐”。
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并争取更多，按新法，就必须付出相应的劳动，而懒惰失误，则要受到无情的惩罚。
“勤劳”是有尺度的，无论工商还是官员军人，达不到要求就不能获取，而稍不检点，惩罚就立即降临。
所以，筋疲力尽后而受赏，并无感谢的心情；
而被惩罚则对他恨之入骨，结果必然是“亲之者寡，怨之者众”，在位越久，积怨越深。
除了赵良、景监几个人，其余对他都是虚情假意。
商鞅之不得人心还在于“新法”的内在缺陷：
它对富国强兵起到巨大作用，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也从中获得利益，对此他们当然热烈欢迎。
但正如孔子所指出的：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利益不可能也不应该“平均分配”，得到最大最多的必然是少数。
于是大多数人的心态便会形成不平衡，由怨生恨。
一切动物，无论是否有理性，都存在一种“惰性”。
在接近满足需要或遇到不易逾越的阻力时，自身的活动便趋向于“静止”。
必需受到外力的推动或借助惯性才能驱使之通过这个“死点”。
在现代的西方是以残酷的“生存竞争”来解决。
而战国时的商鞅则是挥起“重赏”和“严惩”这两根大棒。
可惜，“公平公正”只是相对的。
“重赏”仍倾向于上层，“严刑”则多施于平民。
所以，不仅他的政敌，在社会基层也广播下仇恨的种子。
“以法治国”可以富国强兵，却又会给商鞅带来足以淹没他的灾难，这不能不说是商鞅的悲哀。
赵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劝谏商鞅急流勇退。
但商鞅意识到了，却无力扭转这个趋势。
公子虔等老政客，则充分利用了这个趋势，在商鞅身边织起一道道罗网。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平民百姓在某些人的鼓动下积极投入“反鞅运动”。
司马错也看到商鞅虽然位高权重，但仇敌太多。
新君继位后，他的权势地位不一定稳固，不是可靠的后台。
所以太子驷一亮明态度，便隐瞒了自己的“内线”身份，向新君效忠。
并迅速执行新君的命令，带来御林军去捉拿商鞅。
不过此时他仍处于犹豫之中，商鞅有如一座巨大的冰山，尽管不如泰山、华山那么稳固。
但太大了，以人力能扳倒吗？
他不能不脚踏两只船，无论哪一方占上风，自己在政治上都有双保险。
所以在兵发商府的途中还在准备见到商鞅后的另一番解释。
然而，当看到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都在叫喊捉拿商鞅的时候，他终于拿定了主意：
商鞅肯定完蛋！
其实不止司马错，还有许多曾经积极支持商鞅变法的人。
在孝公病重时就看出商鞅大势已去，而开始向“反鞅方”或暗送秋波、或公开靠拢。
所以商鞅早就众叛亲离，甚至连准备倚靠他夺取王位的右更将军也放弃欲望，没有听从他的号令。
在这种形势下，就算司马错仍按他的计划行事，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也是个未知数。
可怜商鞅聪明一世，竟糊涂一时！
在几个卫士的掩护下，商鞅趁乱逃出咸阳城。
为了隐蔽身份，扮成了小商贩，也没敢带随从。
躲到天黑后，摸进城郊小镇，便找个客店想休息一夜，明朝再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