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
  忽有人在门外叫道:“朱千户!朱千户!”终于打破了难堪的沉默。
  朱骥应了一声,进来的却是手下校尉袁彬。他简短告道:“指挥使命朱千户立即返回官署。皇帝决定御驾亲征瓦剌,不日便要出发。锦衣卫是天子亲军,理应扈从。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得到官署待命。”
  * * *
  [1]明朝军队分为京军(也称京营)和地方军两大类,均隶五军都督府。京军为全国卫军的精锐,平时宿卫京师,战时为征战的主力。洪武初年,京军有四十八卫。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由于京师接近前线,京军数量大大增多,最多时达七十二卫。朱棣还正式成立了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五军营分为中军,左、右掖和左、右哨。军士除来自京师卫军外,又调中都留守司及山东、河南、大宁三都司卫所马步官军轮番到京师宿卫和操练,称为班军。隶属五军营的还有掌随驾马队官军的十二营,掌操练上直叉刀手及京卫步队官军的围子手营,以及幼官舍人殚忠、效义诸营。三千营由三千骑兵组成,分五司,分掌皇帝的旗脐、舆服、兵符金鼓、御用宝物等。神机营,因用兵交阯,得火器法,立营肄习而名,其下亦分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中军分设四司,掖、哨各分设三司,掌铳、炮等项火器。隶属该营的还有五千营,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三大营各设提督内臣、武臣、掌号头官统领。各军、各司分设坐营官、把总、坐司官、监枪内臣、把司、把牌不一。洪熙时(1425年),命武臣一人总理三大营营政。平时,五军营习营阵,三千营主巡哨,神机营掌火器,战时,三大营均需扈驾随征。此外,还有拱卫皇帝的侍卫亲军,如锦衣卫和金吾、羽林、虎贲、府军等十二卫军,以及隶属御马监的武骧、腾骧、左卫和右卫等四卫营。地方军则包括卫军、边兵和民兵。卫军配置于内地各军事重镇和东南海防要地。边兵是专门防御北方蒙古骑兵的戍守部队,配置在“九边”。民兵是军籍之外用以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由官府检点,内地称民壮、义勇或弓兵、机兵、快手,西北边地称土兵。
  [2]河西走廊:今甘肃。河西、陇西以北: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至宁夏北部一带。
  [3]据说拓跋诘汾率兵在山泽中打猎时,忽看到有衣蔽的车辆从天而降,侍从们前呼后拥着一位美丽的妇人。拓跋诘汾很是惊奇,上前询问。妇人回答说:“我是天女,受命前来与您成婚。”于是二人一同就寝。次日清晨,天女请求返回,又告道:“明年一周年时,再在这个地方相会。”随后急速离去。过了一年,拓跋诘汾回到先前打猎的地方,果然又同天女相见。天女将所生的男孩儿交给拓跋诘汾说:“这是您的儿子,望善加哺育照料,子孙相传,会世世代代做帝王。”说完后就决然离去。天女所生之子即为拓跋力微。时人有谣谚道:“诘汾皇帝没有妇家,力微皇帝没有舅家。”
  [4]自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以来,世界各国及各少数民族到长安来朝贡的使节众多,唐朝将这些人通称为胡人。在长安的大街上,经常能见到各种服装离奇的胡人。“四方来朝”,便是唐朝国力鼎盛的最好证明。贞观三年(629年),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唐太宗命画师作“王会图”,以纪念朝贡的盛况。其中,规模最宏大的是日本的“遣唐使”。日本仰慕唐朝经济、文化的繁荣,把中国作为学习的榜样,不断派出大批人员到中国学习,这些人就称作“遣唐使”。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均多达两千人。除了正、副使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终唐一世,日本一共派出遣唐使十九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常常得到唐朝皇帝的亲自接见,宫廷画师还会为重要的大使画像纪念。随使团前来的留学生大多到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然后又可以在中国政府机构工作。来学习的日本僧人,也都被派往名山大寺拜师求教。他们成了中国文化的热心传播者,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日本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则为“班田”。日本的奈良和京都,完全是仿照长安的设计兴建,只是规模远远不及。长安有朱雀大街,奈良和京都的南北驰道也称“朱雀大路”。
  [5]吉野:今日本奈良。
  [6]日本确实有这种传说,且有相关著作。据称此说最早生于江户时代(1603—1867年,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年代)。当时有一谣传绘形绘影,声称在乾隆帝的御文中曾出现“祖传朕之先祖本姓‘源’,讳‘义经’,世出‘清和’,故国号‘清’”一语,并说在《金史别本》(此为日本人伪作)中记载12世纪金朝盛世时有一名为“源义经”的大将。原传说由曾旅日的德国医生菲利普·弗兰兹·冯·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记载于其著作《日本》中,后来在伦敦留学的日本学生末松谦澄以其为蓝本发表了毕业论文《义经再兴记》。到了明治时代,日本积极维新洋化,向海外扩张帝国疆域,特别是物产丰饶的满洲更是其眼前明珠,在这种背景下,上述传说进一步演化而为“成吉思汗说”。大正年间,学者小谷部全一郎(曾留学美国哈佛、耶鲁大学并取得博士学位,后来成为牧师,人称“爱努族救世主”)在北海道致力于解决原住民爱努人相关问题,是听闻了爱努人所信仰的神祇“オキクルミ”即为源义经的说法,引起了他的好奇。为了调查传说的真相,小谷部搜集了许多资料,其中也包括了源义经西行蒙古之说。于是他前往满洲、蒙古实地调查,在1924年出版了《成吉思汗就是源义经》(成吉思汗ハ源義經也)一书。该书由于正符合当时帝国主义的扩张思潮而成为畅销书,成吉思汗说也迅速广为人知。书中所提出的推论依据主要有二:“源义经”的日式音读“ゲンギケイ”很像“成吉思”汗的日式音读“ジンギス”。蒙古部族的徽章神似源氏家纹“笹竜胆”(现为日本镰仓市市徽)。
  [7]镰仓幕府源氏实出于清河源氏。日本弘仁五年(814年)五月八日,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因财政困难的原因,第一次下诏赐四位皇子和四位皇女以源氏之姓氏。之后又陆续有十三名皇子和十一名皇女被赐以源姓,这就是日本源氏最初的由来。此后,日本历史上先后共有二十一位天皇赐过源姓。然而二十一位源氏中,最为显赫的便是清和源氏。他是56代清和天皇赐予其孙源经基的。一般谈论日本武将时,提到平、源二氏就是专指清和源氏与桓武平氏,因为他们均是日本历史上的朝权重族,对日本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此案据真人真事改编,据《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九:“正统九年(1444年)正月丁卯,礼科都给事中胡清等奏:因迩者(近来),累赐海西野人女直等宴,光禄寺官员怠惰偷闲,不行亲督监视,以致夷人乘隙盗去碗、碟等器五百八十三件,略不知觉,今被通事(翻译)赵兴顺等缉出送官。”景德镇及中国瓷器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青花瓷》。
  [9]香山木工:又称香山帮,中国建筑史上以苏州香山地区工匠为主形成的匠帮,拥有自身独特的营造技术和文化传统,是江南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匠帮之一,在明代声名显赫,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说法。由于蒯祥是皇家总建筑师,营造了北京紫禁城、三大殿、长陵、献陵、裕陵,北京西苑殿宇(今北海、中海、南海)、隆福寺等著名建筑,更于景泰七年(1456年)任工部左侍郎,而且成为有史以来官阶最高的工匠,其声名成就对香山帮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被奉为香山帮的精神领袖。2006年,“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被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明代时,苏州与杭州并为东南最大城市,但苏州园林鼎盛,远胜杭州。据明《苏州府志》:“东南寺观之盛,莫盛于吴郡(苏州)。栋宇森严,绘画藻丽,是以壮观城邑。”又据明人陆容《菽园杂记》:“江南名郡,苏杭并称。然苏城及各县富家多有亭馆花木之胜,今杭城无之,是杭俗之俭朴愈于苏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香山帮这样出类拔萃的工匠群体。
  [10]工部营缮司下又设五小厂,其中营缮所为木工,文思院为丝工,官职有营缮所丞(正九品)、文思院大使(正九品)等。中国古代建筑大多是木结构,其关键在于主柱和横梁之间的合理组合以及榫铆技术的应用,因而木工是建筑的关键。蒯祥所任营缮所丞名义上只是木工院的首领,但实际上相当于紫禁城的总设计师兼工程师,但由于科技与工艺在古代中国不受重视,品秩很低,仅为正九品。
  [11]塌店:又称塌房、塌坊,多由官店控制,由朝廷出面修造并组织招商,专门用于货物流通集散。如此,保障货物流通(即今下十分火热的物流)的同时,又能有效管理客商,征收一定赋税。
  [12]南海子:今北京大兴。原为永定河故道,河湖相连,曾是北京最大湿地。明、清时期,这里是皇家猎苑,放养了大批珍稀动物,其中就包括“四不像”——麋鹿。清朝末年,最后一批麋鹿从这里被运到英国,开始在异国他乡繁衍生息,而中国的麋鹿就此绝迹。
  [13]有趣的是,陈镒并不是昏官贪官,他以正直清廉著称,在民间享有盛名。陕西曾经大饥,军民万余人一起上书说:“愿得陈公(指陈镒)活我。”监司将此上报皇帝,于是派陈镒镇陕,先后达十余年,“陕人戴之若父母”。因为陈镒长着一把美髯,陕西军民称呼他为“胡子爷爷”。陈镒亦精通官场权术。王振不可一世时,陈镒为逢迎王振,每次王振到来,都跪在门口迎接。陈镒审理塌店案时,公然袒护司礼监宦官金英,还因此被刑科给事中林聪弹劾入狱,但不久又官复原职。
  [14]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时,嗜好微服出行,且只带极少数侍卫。宣德六年(1431年)七月某日,漏下十二刻(晚上8点。漏刻是以壶盛水,利用水均衡滴漏原理,观测壶中刻箭上显示的数据来计算时间。古人把一昼夜分为100刻,实算96刻,每刻15分钟),朱瞻基率四骏至大学士杨士奇宅。杨士奇仓皇出迎,顿首道:“陛下何以宗庙社稷稷身自轻?”朱瞻基道:“欲与卿一言而来。”次日,朱瞻基还特意遣中官问杨士奇:“微行有何不可?”杨士奇答道:“陛下尊居九重,岂能遍洽幽隐!万一冤夫怨卒,窥间窃发,诚不可不虑。”十余天后,官府捕获二盗,经审讯得知其有异谋。朱瞻基这才信服,召杨士奇道:“今知卿爱朕。”
  [15]鸱(chi)吻:俗名龙吻兽,相传是龙王之子。所谓龙生九子,鸱吻为其中之一。形状像四脚蛇剪去了尾巴,好在险要处东张西望,也喜欢吞火。相传汉武帝建柏梁殿时,有人上书称鸱吻是水精,喷浪降雨,可以防火,建议置于房顶上以避火灾。汉武帝便塑其形象在殿角、殿脊、屋顶之上。遂成传统。
  第四章 秋雨边关
  浙江钱塘之潮,天下之伟观。海浪铺天盖地而来,吞天沃日,势极雄豪。弄潮儿手持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那是他心底深处最爱的一幕。他虽不善泅水,却常常幻想自己也是一名弄潮儿,凭借娴熟的水性,搏立于惊涛骇浪之中,掌握着命运之舟。
  朦胧淡月带疏星,喔喔残鸡报五更。
  灯火一攒开野店,鼓笳三叠启严城。
  霜凝峻阪鸣驺缓,晓起疏林宿鸟惊。
  风透重裘寒不耐,邮亭驻节候天明。
  ——于谦《晓行》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逝世。太子朱祁镇时年九岁,无力主持朝政。部分朝臣及明宣宗生母张太后欲立宣宗同母弟襄王朱瞻墡为帝,然遭到内阁大学士三杨反对。经过三杨一番努力,终于排除异议,使得太子朱祁镇于正月十日登上大宝之位,即为明英宗,年号“正统”。
  朱祁镇后来懂事,从宦官王振口中得知真相,深怨祖母太皇太后张氏,遂全心全意依赖王先生。王振敢放手干预朝政,与太皇太后及朝中重臣作对,即是因背后有皇帝的倾力支持。
  除此之外,朱祁镇对三杨亦很感激。后来王振与五辅臣争权,敢廷杖英国公张辅,却不敢对三杨下毒手,即是此因。王振欲独揽大权时,亦利用个人过失排挤打压三杨,如杨荣受贿、杨士奇长子杀人等,但均为朱祁镇庇护,三杨终得善终。
  朱祁镇即位之日,距离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已整整六十七个年头。朱元璋以猛治国三十年,其继承者建文帝朱允炆性格仁厚,本可以做个出色的守成之君,偏偏又有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难”,夺取皇位,导致内战纷起,持续长达四年之久。
  朱棣一死,大明开创奠基的时代就此结束,于是,守成之世落到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的头上。父子二人均采取了全面收缩的无为之政,任用贤良,轻刑薄役,核查冤狱。
  只是到了此时,太祖、成祖两朝繁荣强盛、声威远播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号称“仁宣致治”“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用人行政,善不胜书”,其实已经是吏治败坏,弊病滋生,危机开始逐渐显露。尤其是蒙古瓦剌的日益强大,对明朝北部边防构成了严重威胁。
  到了明英宗朱祁镇手中,前几朝留下的后遗症日益突出。从正统初年开始,接连发生了农民起义,如浙江山区的叶宗留领导的矿徒起义,福建的邓茂七起义,广东的黄萧养起义,广西大藤峡瑶壮人民起义和荆襄地区的流民起义,等等。发展中的大明王朝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
  如果朱祁镇像其祖父、父亲一样,做个中规中矩的守成之君,那么大明内忧外患的局面会有所缓和。偏偏皇帝打破了“禁止宦官干政”之铁令,宠幸大宦官王振,任其胡乱干涉朝政。
  这虽然破坏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的祖制,但在历史上倒也不乏先例,幼主即位,大权往往旁落。然皇帝渐渐长大后,便有夺回大权的愿望。只是皇帝处于深宫之中,身边只有宫女太监,于是宦官便作为皇帝的亲信势力登上历史舞台,充当夺权的工具。除此之外,王振还是英宗皇帝的启蒙老师,关系更是非同一般。于是自朱祁镇稍稍懂事起,王振便以极为强势的姿态出现在大明朝堂,无人能与其争锋。
  但正统一朝最重大、最关键的事件,并不是王振干政,亦不是紫禁城三大殿的重建,而是明英宗朱祁镇亲征。
  朱祁镇的成长经历与前几朝皇帝都有所不同。明太祖朱元璋原本是一个穷苦的放牛娃,在群雄并起的乱世脱颖而出,经历了一系列的磨砺和斗争,逐个击溃起义军政权,最后才当上皇帝。这其中的艰辛自然不用多说。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对权力格外珍视,甚至废除了中国传统的宰相制,将中央大权尽收己有。由于事务繁剧,事必躬亲,皇帝日夜操劳不已。他曾感叹道:“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拥被。”
  尽管如此,朱元璋仍然不愿意放权。由于朝无重臣,至后世,大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任公侯伯之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其封建诸子于各地,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
  朱元璋生前指定的继承者建文帝朱允炆倒是个仁慈柔弱的君主,没有什么野心,只是他皇帝宝座还没坐热,就被叔叔朱棣用武力驱赶了下来。
  明成祖朱棣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英主,嗜武如命。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戎马中度过,就连最后都是死在北征蒙古的战场上,因而在历史上有“马上天子”之称。
  明仁宗朱高炽因身体肥胖,患有足疾,不能骑马,所以未能跟随父皇征战沙场,这也是朱棣不喜欢他的根本原因。但朱高炽也经历了不少战事。靖难之役爆发以后,朱高炽曾与母亲徐氏一起,以微弱兵力成功地阻挡了朱允炆派来的五十万大军,保住了北平城。因为北平是朱棣的后方及根本,这一战对整个靖难之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朱高炽在靖难之役中最光彩的一笔。
  明宣宗朱瞻基早在明成祖朱棣当政时,便经常随同祖父检阅部队,学习战法,并北征漠北。当时明军与蒙古军遭遇,展开了激战。宦官李谦自恃骁勇,自作主张地带着朱瞻基加入战局。朱棣得知皇太孙身涉险境,急忙派军将朱瞻基救出战场。李谦自知犯下大错,自杀身亡。
  这次出征给朱瞻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接养成了他果决机敏、处事周全的性格。后来汉王朱高煦谋反,朱瞻基也是御驾亲征,并以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
  虽然朱瞻基当上皇帝后未再主动出击蒙古,但他常常亲自巡视边防。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当明宣宗朱瞻基巡边石门[1]时,刚好遇到蒙古兀良哈部骚扰会州。朱瞻基亲率三千精兵,出喜峰口进击,在宽河与敌军交锋。明军见皇帝亲自冲锋陷阵,顿时气势如虹,人人争先。朱瞻基更是引弓搭箭,接连射倒敌人的三名前锋。此战中,明军以少胜多,击败兀良哈部万余人。
  朱瞻基又有《题胡骑图》诗道:“绝漠茫茫百草寰,秋风数骑立沙隈。可怜部落今星散,近日多随诏使归。”极有大明皇帝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优越感。
  朱祁镇虽在太平盛世下长大,但时常听到先人们的事迹。从未见习过战事的他对祖先的丰功伟绩既羡慕又向往,自小心中滋生着英雄的梦想,渴望有朝一日能像祖先们那样建功立业。然而,这只是他少年人的好奇心性,而并非胸怀远大的志向。况且朱祁镇的启蒙老师是大宦官王振,王振一直纵容皇帝玩乐,朱祁镇既无才干,又未受过系统教育,对兵事没有深入了解,所谓建功立业,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只是朱祁镇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孙太后寿诞前夜,皇帝收到来自大同前线的败报——瓦剌太师也先已率军至大同一带,塞外城堡尽陷,明将吴浩、宋瑛、朱冕先后败死,明军死伤惨重。
  朱祁镇听到消息后,反而因之一振,莫名地兴奋起来,异想天开地想要御驾亲征,过过打仗的瘾,最好也能像先祖明成祖朱棣那样,耀兵塞外,勒石纪念。
  刚好皇帝所倚重的先生王振也有耀武扬威的念头。王振本是儒士出身,作为书生本色,尚怀有建功立业的梦想。他此时的权力已经达到巅峰,富贵也到了极限,倘若能立边功,做出些惊天动地的伟绩,便能像郑和那般留名青史,一洗他阉宦的形象。于是,王振极力宣称瓦剌区区外番,不配与天朝对抗,撺掇朱祁镇效法祖宗,亲自率兵出征,迎战也先。
  师徒二人不谋而合,朱祁镇立即拍案决定御驾亲征,甚至还为此叫停了次日孙太后的寿筵,表示以国家大事为先。
  当然,年轻的皇帝此时还预见不到,他冒失轻率的决定,将会成为对大明国政影响极大,并全然改变他本人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本来瓦剌入关只不过是一种报复性的掠夺行为,并无大的企图和野心。明廷经营北部边防多年,占据长城沿线的重镇要塞。京师更有数十万京军精锐,实力强于瓦剌数倍。明军只要严守边关,坚壁清野,主力伺机而动,完全可以从容打败瓦剌的进攻。但明英宗朱祁镇对战争怀有浪漫的情怀,一直想圆心中的英雄梦,滋生了御驾亲征的想法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无论如何也不肯改变。
  当时因大宦官王振力主对西南用兵,明军主力均调往西南作战,仓促间难以调回。北京虽有数十万大军,但却肩负着保卫京师的重任,不能轻出。朝中重臣如兵部尚书邝埜、兵部侍郎于谦等人极谏朱祁镇不要亲征。吏部尚书王直甚至率百官力谏说:“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但始终改变不了朱祁镇的决定。
  兵部尚书邝埜见大势无可挽回,退朝之时紧握副手于谦双手,诚恳地道:“御驾亲征,凶多吉少,国家大事就要败坏在王振手里了!皇帝既要亲征,我是兵部尚书,职责所在,不能不去!君有高才,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我走之后,请君承担兵部重任,担负起保卫京师的职责。有君在,我是完全放心的。但愿将来还有相见之日!”说着已是潸然泪下。
  于谦也流泪回答道:“请邝公放心!我早已以身许国,又受邝公知遇之恩,一定尽力保卫京师,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出发前,内阁大学士曹鼐料到此战必败,与部分大臣商议,想借着军中对王振不满的情绪,杀死王振,再劝阻英宗皇帝。但群臣畏惧王振势力,“惴惴无敢应者”。曹鼐又找英国公张辅商议,然“谋之于辅不得间”。
  曹鼐之议如果顺利实施,不失为力挽狂澜的法子,只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他最终只能失望而归。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日,明英宗朱祁镇命皇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驸马都尉焦敬作辅助,兵部尚书邝埜等从军,兵部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自己则率领五十万明军浩浩荡荡地开始亲征。
  出兵当日,北京民众倾城而出,夹道围观。这给了朱祁镇极大的心理满足,意气风发的他已经迫不及待要与瓦剌决一死战了。
  皇帝御驾亲征在很长时间内都成为京师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然半月过去后,始终没有什么确切消息传来。以英宗皇帝及大宦官王振的作风而言,没有消息,通常就是坏消息。只是对老百姓而言,议论军国大事终究替代不了柴米油盐,人们对英宗亲征的话题慢慢也就淡了。
  转眼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是中国传统佳节。周朝便有中秋夜设案迎寒、祭月的习俗,即所谓“秋暮夕月”,最初只是盛行于宫廷,后慢慢传入民间。到了唐宋,八月十五中秋节成为正式节日。每逢这一日,“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
  文人士大夫对赏月更是情有独钟,由此留下了许多动人篇章——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民间有中秋夜燃灯以助月色的习俗,大街小巷张灯结彩。讲究的人家,还在门前庭中挂起了成排的精美花灯。又陈列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各家都要设“月光位”,在月出方向“向月供而拜”。传说齐国丑女无盐以品德超群入宫后,一直未被齐王宠幸。某年八月十五,齐王赏月时凑巧见到了月光下的无盐,觉得她风韵楚楚,美丽动人,便立为皇后。遂成后世女子中秋拜月之风,愿“貌似嫦娥,面如皓月”。
  当然最应时节的还是月饼[2]。府第朱门流行以月饼果品相馈赠。呈供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蜡兔之形。然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既是声名远扬,四方争相赶来购买,铺子前面早早便排起了长队。
  杨埙曾为致美斋制作过屏风,算是特殊客人,不必排队等候。他拿了店家早预留好的月饼点心出来时,外面已是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便径直往东四蒋骨扇铺而来。
  蒋苏台正坐在窗下制作扇子,见杨埙进来,忙道:“杨大哥稍候,我这扇子只差一点儿了。主顾等着要,今日便会来取。”又见杨埙两只手都提着东西,忙道:“这么客气做什么!”
  杨埙笑道:“今日中秋嘛,总要应个时节,图个吉利。我到前门致美斋买了月饼和几样点心送来,你就不必再出去买了。”
  蒋苏台朝内望了一眼,低声道:“若不是哥哥近来脾气不好,我就邀请杨大哥来我家过中秋了。”
  杨埙笑道:“只要我心中有你,你心中有我,哪里过不是一样?况且令兄确实是受我牵累才受了伤,也难怪他见我就发脾气。不过我不会放在心上的,你安心照顾他就好。”
  他将月饼与点心放好,来回转了一圈,左右无事,便坐到一旁观望蒋苏台制扇,又问道:“这扇子是特意选的素面吗?”
  蒋苏台道:“嗯,这是主顾定做的,特别交代要用素绢做扇面,应该是准备自己题诗作画。”
  她刚忙完手头活计,定做扇子的主顾便施然进来。那人姓郭名信,接过扇子略一端详,便道:“久闻蒋家娘子非但擅长制扇,书法亦是娟秀流丽。我这里有一首词,可否请娘子代题在扇面上?”
  蒋苏台忙道:“当然可以。”接了对方递过来的纸笺,展开一看,却是一首长短词,云: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
  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
  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
  似是一首绝命词。蒋苏台微觉不妥,感到题到手扇上不大吉利,但既是主顾当面要求,也不能拒绝,便拿了扇子和笺纸,自入里屋题扇。
  杨埙随口问道:“兄台是京城人吗?”郭信道:“不是,在下凤阳人。”
  杨埙笑道:“凤阳可是太祖皇帝的故乡,如此,兄台算是本朝开国皇帝的乡邻了,何其幸也。”
  郭信也笑道:“兄台不知凤阳有《朱皇帝》的歌谣吗?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杨埙笑道:“这我听人提过,但这‘荒’,只是对外来移民而言。对于凤阳本地人,非但减免赋税,还有着极为便利的生活条件,毕竟曾是中都嘛。”
  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后,虽在金陵称帝,在即位诏书中称应天为京师,但其实并不满意金陵。金陵地形险要,北有长江天堑,自古为形胜之地,“龙盘虎踞,帝王之都”,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十国的南唐都曾以此为都城。然这些王朝气数很短,在朱元璋看来不大吉利。兼之金陵偏于东南,位于江左,不便于控制全国,对江左边防,尤其是对北部边防有鞭长莫及之感,在位置上作为国都不十分理想。
  明军攻取汴梁后,有人建议定都汴梁。朱元璋非常重视,亲自前去实地考察后,认为汴梁虽然位置适中,但是无险可守,四面受敌,地形显然不如南京。但朱元璋考虑汴梁是北宋旧都,当时西北未定,需要将汴梁作为运送粮草和补充兵力的基地,于是借鉴古代南北二京制度,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南京”名称自此开始。
  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明军平定陕西,定都之议再起。主要的候选城市集中在长安、洛阳、应天、汴梁、北平几地,大臣们的意见不一,各自引古论今,提出建议。“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都;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
  朱元璋见众臣意见难以统一,谁也说服不了谁,竟然异想天开地提出以临濠[3]为中都的想法,理由是“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义也”。群臣均知朱元璋有光宗耀祖、荣归故里的私心,但却不敢反对。于是,朱元璋下令仿照南京规制在临濠营建中都。这样,在大明建国之初就形成了南京应天、北京汴梁和中都临濠三都并存的情况。
  中都毕竟只是中都,朱元璋一直有将临濠作为大明国都的想法。重臣中只有刘基[4]坚决反对。他认为凤阳根本不适合作为国都,“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言外之意是,偏僻小城能出一位草莽皇帝,却无法承载大明都城的雄伟。
  然朱元璋却是个固执性子,不肯轻易放弃。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他采用汉高祖刘邦徙天下富豪于关中的办法,下令移江南民众十四万户于凤阳。江南一带的富豪全部被迁往凤阳,并且不许私自回去。
  因为东南地区之前为朱元璋的大对头张士诚所据,朱元璋此举实际上是要打击东南文人和豪族。这些江南富人被迫背井离乡,自然十分思念家乡。虽然不敢公开回到原籍,却伪装成乞丐,以逃荒为名,成群结队地跑回江南老家探亲扫墓,到第二年再回到凤阳。日子久了,就成为习惯,也成为当时一大奇景。郭信所言《朱皇帝》歌谣,实际上指的就是江南富豪伪装成乞丐逃荒这件事。
  正当天下人将要接受临濠成为大明都城的事实时,朱元璋亲自巡视已经改名为凤阳的中都的修建情况后,突然改变了主意,下令停建。此时修建中都临濠已达六年之久,颇具规模。众人对此都大惑不解,朱元璋则解释为太过劳民伤财。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正式下诏,以南京为京师,多年悬而未决的定都问题才算正式告一段落。凤阳由此跟国都擦身而过,然毕竟是帝乡,优遇极多。
  郭信见杨埙对凤阳情状极为了解,颇为惊异,却不愿意再提,只笑了一笑。
  等了一会儿,蒋苏台拿着题好的扇子出来,交给郭信道:“公子看看,是否还算满意?”
  郭信略略一扫,便道:“甚好。”从怀中掏出一叠大明宝钞[5],道:“之前我付了八成定金,这是剩下的两成尾款,请娘子过目。”
  杨埙笑道:“兄台是第一次来蒋骨扇铺吧?请蒋娘子题扇,要另外加收钱的。”
  郭信“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抱歉了。”又往怀中掏去,一边问道,“加收多少钱?”
  蒋苏台道:“一百贯宝钞。若官人以银支付,只需要一两。”
  郭信吃了一惊,道:“而今宝钞这么不值钱了吗?”
  杨埙接口道:“是啊,兄台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就这一百贯宝钞,还是亏了呢。你出去往隔壁左右店铺问问,现下没有人愿意收宝钞的[6]。”